淺談大涼山地緣性彝族詩歌——寫在《中國彝族現代詩全集》出版之即吉克·布詩歌現象，作為社會文化體系中的一個重要事實，是人類精神領域中的最高境界。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朦朧詩潮失去轟動效應之后，國內詩歌流派明明滅滅，口號迭起。從地緣性來看，80年代中期創刊于涼山州州府西昌的《非非》《女子詩報》等民刊聚集了一大批具有“移民文化基因”的外族詩人開啟了大涼山現代詩歌的熱潮，形成了“西昌漢詩群”，在國內曾一度熱鬧，這種熱鬧隨著大部分詩人搬離涼山或其他各方面原因從而逐漸消退。而近30年來，以吉狄馬加為代表的“大涼山彝族現代漢詩群”悄然興起，他們的寫作根系彝族文化和歷史流脈，形成了獨一無二的民族寫作范式，持續表現出一個民族的詩性智慧，并以頑強的生命力蓬勃而起。

一、地緣性與民族身份建構世界文學的發展規律充分表明，文學想象與民族身份認同之間存在天然和必然的聯系。文學創作很大程度上是作家認知和反思民族身份的重要路徑，而對于屬于特定文化群體，通過文學想象考量和追問民族身份，為個體文學創作尋找宏觀的精神和意識形態依托就顯得格外重要。在全球化日益蔓延的今天，每一個民族的文化人都在考慮著自己民族的文化身份和民族文化境遇。大涼山詩人以自己的創作全方位記錄和見證了本民族發生的巨大變化。他們努力探尋本民族歷史文化延續的根脈和遺跡，記錄時代變革中群組的生活變遷和心靈碰撞，深入思考民族的生存現狀和未來走向。從他們所沿襲的文學主題來看主要有以下幾種：彝族古代傳說和英雄傳奇所代表的彝族悠久文化和民族精神；古今社會文明對比及族群在當下社會中的憂患意識；對故鄉的禮贊。寫作主題的集體無意識選擇也再一次證明了“地緣性理論”。地緣性首先作為一個人文地理學概念是用于區分不同的地域。而由它引申出來的“地緣文明”理論認為：“特定‘文明’或大型歷史文化共同體享有特定的空間或疆域覆蓋范圍，用技術一點的話說，‘定位’于特定的經度和緯度。但更為重要的是，‘文明’擁有特定的地緣——自然環境。正是地緣——自然環境從根本上決定了一個文明的命運或歷史——現時表現，影響了該文明的精神品質或屬于該文明的人們的文化“認同”，或者說，地緣——自然環境塑造了一個文化本身。”所以說，大涼山詩人坐擁得天獨厚的生態寫作素材，那里的山川峽谷所孕生出來的彝族古老的神話、傳說、宗教、史詩、民謠蘊藏著人與自然共生共榮的自然哲學觀和生態倫理觀，都是地域與人的緣分，大涼山詩人所沿襲的寫作主題自然也就被認為同樣能夠體現出這種“地緣性”了。大涼山詩人也正是用這種地緣性特征突顯和構建自身身份，并向外展示作家棲息地的地緣性文化的張力。

二、大涼山地緣性詩歌的可能性彝族先民創造的豐富多彩的民間藝術是后輩們的洪福，這種地緣性給彝族詩歌的成長注入了血液、骨骼和肉體，再加上大涼山在中國的大西南之角，處于這樣邊緣的環境對于詩歌生長，遠離熱鬧，靜守自己的文學棲息地是幸運的，對于堅守詩歌的精神高地有更多的可能性。

現代文化傳播的工具和形式，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這勢必引起文化受眾層次上的分流。網絡的廣泛覆蓋和運用，電視、電影、錄像等現代電子媒介所附帶的有形有色的快餐文化，更直接的滿足人們的視覺、聽覺，對文學藝術產生了強烈的沖頂，使得嚴肅的純文學的東西普遍受到挑戰，甚至冷漠和忽視。于是也就有了不少為附和一時感觀享受和精神刺激的快餐寫作，甚至出現程式化的加工和生產傾向，“藝術品”也批量而出，其內涵必然輕淺虛浮。淺近、直露、通俗甚至庸俗的“快餐作品”讓人望文生畏。那些挖空心思制造出來的“文字垃圾”，實際上是對文學藝術的嚴重污染。當主流城市的詩人們津津樂道的談論風格、流派、主義，大涼山詩人們在廣大土地的一隅喃喃自語，平靜的抒寫自己的存在，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對自然的、社會的領悟。就像他們選擇詩歌成為表達的藝術媒介是來自于對詩歌本身的直覺好感，這些都是簡單、簡潔的事情，無須糾纏不清。不用想法設法涌進某種主流的主義或者流派并以此誤認為超越了別人或獲得了某種價值。一切偉大的藝術都有經受百年孤獨的耐力。拉美文化極具特色，它的特色使它在百年的沉寂和孤獨之后在世界文學的叢林中顯出自己的重要性來。

三、大涼山地緣性詩歌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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