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長征，“會理會議”是繞不過的話題。史載：遵義會議雖然解決了黨的路線和黨的領導問題，然而，“解決”不等于“確立”，在戰略戰術上，從實際出發的務實與照搬書本的教條主義仍然在進行一番較量，“會理會議”既是遵義會議以來正確與錯誤思想較量的繼續，也是進一步鞏固毛澤東在全黨全軍領導地位的關鍵性會議。“會理會議”的重要性體現在客觀方面，是國民黨蔣介石以幾十萬的大軍，對弱小的紅軍進行不停頓的圍殲追堵，隨時將紅軍圍殲之，這就迫使毛澤東和中革軍委不得不隨機應變，靈活機動地穿插迂回敵人大軍之間。在這個過程中，部隊時而向東，時而向西，剛剛開進，又立即回攻，又要行軍，又要進行打仗，表面看有點“朝令夕改”。在行軍打仗上也難免出現犧牲，這就出現了實施靈活機動戰略戰術與部隊傷病員過度疲勞或犧牲的矛盾。主觀方面，紅軍抵過會理時，來自湖南江西的紅軍戰士覺得路陌生，漠然不知所措。在擔憂之下，怪話也不少。重要的是，身為紅軍將領的林彪人云亦云，作了戰士的尾巴，提出：現在的領導不成了。他并致電彭德懷，要紅軍改換領導。

　　“會理會議”是面對尖銳矛盾并發情勢下召開的會議。假若“會理會議”讓盲動主義占上風，那么歷史就會重復山重水復；而“會理會議”由正確路線占上風，當然紅軍會“柳暗花明”。

　　那么，解決這尖銳矛盾的會議是怎么開的呢？會議認真研究了黨內和紅軍中的思想狀況，對于存在一些錯誤思想和意見也進行了批評。會議還印發了林彪給軍事三人團的一封信。毛澤東在會上特別針對林彪進行嚴肅批評。而彭德懷、聶榮臻也對林彪進行了批評。周恩來、朱德等在會上發了言支持毛澤東的意見。（見新華網2006年9月18日）展現在公眾面前這段史實說明了什么？一句話：“會理會議”是在各抒己見，在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氛圍中進行，也是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最終分清了是與非，促成了高層的思想統一。

　　不回避矛盾，敢于指出問題實質，認真分析原因，才算批評與自我批評。當時林彪是引發“錯誤風波”的代表。對林彪的錯誤思想，與會者既亮出了自己的觀點，同時也指出問題的原因。筆者心想，如此激烈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不但被批評者會引起震動，就是參會者也會銘心刻骨。人們看到，正是“會理會議”展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為長征勝利奠定了基礎。

　　在解決進一步確立鞏固毛澤東在全黨全軍領導地位這一生死攸關問題上，“會理會議”是載入史冊的；而解決問題的途徑，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同樣為后來推進黨和政權的建設提供了一個典范。人們看到，黨在批評與自我批評中不斷進步，充滿朝氣蓬勃，各級政權也在批評與自我批評中不斷吸取先進思想，培養良好作風。

　　但是，在改革開放新的形勢下，一些地方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似有鈍見之現象。筆者列席過一些領導班子的民主生活會，盡管會議主持者口口聲聲表現歡迎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然而貫穿會議給人的印象是進行表揚與自我表揚。盡管一些單位也冒出一些“批評”，卻是雞毛蒜皮。比如，某領導“開拓精神不足”，某干部學習抓得不緊，某人有時患得患失等等。批評的“溫柔化”傾向自然不會觸動人們的神經，當然也不會有什么效果。

　　批評與自我批評為何會“溫柔化”呢？從社會風氣而言，人們認為一旦展開“面紅耳赤刺刀見紅”般的批評，就會傷害同志的自尊心，為日后留下后患，因而寧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不愿破這個面子。從某些官員品德蛻變來分析，總把恭維話當成團結之言，把批評視作“雜音”，當成反對自己的聲音。思維顛倒就會給批評與自我批評形成一道人為障礙。可見，批評與自我批評要正常化，需要官員心境平常化。

　　“會理會議”已過了71年，已載入長征史和中共的光輝史冊。而“會理會議”展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同樣值得人們借鑒。源于百度百科